“深圳的手机企业基本上有两个来源，一是一些老牌手机企业衍生出来的；二是原来的电话机生产商转型而来。”一位深圳手机业人士如此向《华夏时报》透露深圳黑手机企业的产生链条。
“在深圳，手机企业太容易翻版再造了”，上述深圳手机业人士揭示了几种诞生模式：一是大型民营手机企业的创始人的家族成员自立门户；二是一些手机企业的营销总经理或副总裁在融得一笔资金后创业；三是原来的电话机制造商有渠道、有场地，轻松转型做手机。
每个模式都有无数例证。最著名的是电话机大王侨兴集团创始人吴瑞林家族，吴瑞林曾是中国最大的电话机生产商，其亲哥哥蔡清楚是天时达集团董事长，两人的外甥黄朝晖是深圳中天通讯公司董事长。吴瑞林及其数个儿子本身拥有侨兴、CECT两张牌照，天时达同时还拥有松讯达的手机牌照，“事实上还不止以前报道的这些牌照，今年吴瑞林还有一个外甥获得了手机牌照”。
《5号文件》是否需要恢复
发改委的手机核准制丝毫没有阻挡新企业获得手机牌照的积极性，已引发手机业对是否需要恢复《5号文件》的思考。
“现在来看，5号文件改良比废止更有利，如果使用得当，5号文件不仅不会成为某些企业的绊脚石，反而会促进、推动中国手机产业向更规范、更有序的层次发展。”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副会长谢麟振曾对记者如此表示，谢麟振曾是主管手机的信产部电子产品司副司长。
有企业几年前就曾预言，如果手机牌照取消了，会让目前已经呈现一定混乱局面的手机市场更加无序，手机业有可能步影碟机、彩电等恶性竞争的后尘。几年后的现状显然部分实现了上述预言。
目前，业内质疑核准制导致了手机产能过剩，而国家发改委对产能过剩并无限制意愿。有媒体曾采访国家发改委负责手机核准的高新技术司信息产业处一位处长，其明确表示：“发改委从未有意限制企业产能。”
该处长指出，产能只能由市场来调节，发改委不会对此做限定，政府只能建议和提示，而核准制本身就是一种限制，包括政府鼓励支持企业重组和加大对“贴牌”等的整治力度就是—种宏观调控。
“到底是否需要重新恢复由信产部主导牌照的《5号文件》，我觉得只是一些老牌手机企业的一厢情愿，这个潮流不可逆转，但目前手机业的混乱现状如何改变，由谁改变，迄今没有任何部门提出。”一位业内人士如此表示。
关联
大名鼎鼎的《5号文件》是1998年12月31日由信息产业部和当时的国家计委联合下发的一份文件，名为《关于加快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列为国办发1999年第5号文件，由此得名。该文件明确规定在国内生产和销售手机必须经过信息产业部的批准，然而，国务院出台的2004年第62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将其废止，改为国家发改委负责手机核准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