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沈耀斌们也有头疼的事。
虽然利益的分割早有约定俗成的江湖规矩，但“黑吃黑”在这个行当里同样盛行。
假定一个用户被悄悄扣了10元信息费，运营商首先要拿走1.5元的通道分成，并会根据实际情况扣除一定比例的坏账，一般SP和CP能拿到手的分成为7-8元。其后，按照行规，SP和CP能从中拿走30%，剩余70%由手机厂商和方案厂商对半分成。
但实际的情况是，SP和CP并不会告诉沈耀斌每个月的实际“收入”，比如，双方事先商量好，每个月悄悄扣每个手机用户8元钱，但实际上SP可能扣了13元到15元，却告诉沈耀斌只扣到了5元。
当然，对方做得不会太过分。因为沈耀斌一般会同时与好几家伙伴同时合作，这次谁给他的分成高，下次他就会提高与谁的合作份额。这样的“竞争机制”，至少能确保SP与CP们能够给他一个相对合理的分成比例。
在他看来，大家打来打去，最后还是要拼实力，如果SP或CP有很好的关系，扣费稳定，就可以多分一些，如果手机厂商的出货量大，那分成的比例也相对更高。“一般来说，SP实际会拿走运营商结算后的60%，但如果手机厂商出货量到50万，SP往往会让出10%给手机商。”
另一种合作模式是，SP与CP按照出货量一次买断，每部手机给沈耀斌支付2-5元，但以后不再向他进行分成。
“当然，后一种方式虽然风险小，但利润太低，所以我们主要还是分成。”沈耀斌说，一般情况下，每部手机每年都能为他创造10-20元的“利润”，按照他每月不少于10万部手机的出货量，一年的净利润超过1000万元。
一池污水
“说实话，我在圈里其实只是小虾米。”沈耀斌很“谦虚”地说，在这个黑色产业链上，每年流水利润过亿的公司，在全国至少有几十家。
“这些大公司很多是多个环节的结合体，比如既是SP/CP，又做恶意软件，甚至还是产业各环节的聚合者。”沈耀斌说，大公司很多控制了海量的手机，但自身的扣费通道有限，所以往往会与其他拥有扣费通道的公司合作，或是寻找类似网盟的聚合者。
沈耀斌认为，仅销售到中国农村的山寨手机就累计至少超过3亿部，其中安装后门且目前仍有效控制的不会少于1亿部，其中每个月被扣费的不会少于1000万。
“这只是非常保守的估计。”他说，比如据他所知一家流水过亿的公司，每个月的扣费用户就已经超过100万。
不过，这些公司要“再上一层楼”也非常困难，因为利益链条上的生态正越来越复杂，需要整合的资源环节越来越多，一家公司控制全局的难度不断增加。
比如，以前在用户手机中装后门，主要依靠山寨机预装，但现在，已经出现了种种更多渠道：在华强北、中关村等集散市场，水货手机往往要先“刷”一遍才销售给用户；在非运营商的大多数软件商店和软件论坛，用户下载的手机软件中都充斥着木马与病毒；用户手机摔坏了屏，维修员在换屏幕的同时，可能也会多加一点“料”；甚至在手机连锁品牌的卖场，甚至最基层运营商营业厅买到的手机都未必可靠，一些底层员工甚至店长都已有被收买、私下进行预装软件的先例。
与此同时，过去恶意软件主要盈利来源只有恶意扣费，但现在，发送垃圾短信、发送诈骗短信、安装程序、倒卖信息等越来越多的“商业模式”不断出现，也让产业链越变越长。
“可以说，手机产业链涉及的几乎所有环节都没有清白的。”沈耀斌说，只不过，其中有的环节问题并不严重，比如大的品牌手机厂商、运营商和大品牌的渠道厂商，他们自身并不会作恶，只是偶尔会有员工“揽私活”的小概率事件，但也有的环节，是绝大多数从业者都已经“黑化”，“比如山寨机市场，现在真正靠卖手机盈利的已经基本没有，大家都是在走量，然后靠装软件和扣费挣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