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陈金桥认为，类似调查是随着中国经济整体崛起，中国企业日渐壮大并走向全球化必然经历的坎坷，因为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来容纳中国力量。
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对于传统欧美强国的企业来说，原来可能只是施舍下你，从指缝里漏点汤给你喝，现在倒好，你要抢肉抢骨头，倒让人家喝汤了。在本土市场被侵蚀利益的对手，自然会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制约中国企业。”陈金桥说。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通信设备商摩托罗拉进入中国已有25年，思科也已经来了近20年，中国对于美国通讯企业入华销售向来是持着“敞门入场”的态度。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剑秋称，相较华为中兴在美国市场的遭遇，苹果、思科等一些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一直享受非常友好的待遇，获取了大量的利润，但部分企业一方面在中国攫取大量利益，另一方面又在美国市场封堵中国企业，对于这样的企业，应该考虑采取一定的反制措施。
“运用国际游戏规则去应对”
面对美国高筑的“安全门”壁垒，华为中兴如何应对，成为业界讨论热点。
曾剑秋认为，华为中兴在美国遭遇阻拦事件，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企业已经不能独自应对。“这个事情已经从企业市场竞争的行为，上升到国家竞争的层面。如果美国阻止华为中兴，让其退出的话，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可能这么做，影响非常大。”曾剑秋说，对于此事，已经不能按照常规的市场竞争方法去处理，需要“有理、有力、有节”的应对乃至反制措施。
不过亦有分析人士对出台反制措施持保留意见。
iSuppli半导体首席分析师顾文军认为，目前出台反制措施并不合适，甚至可能授人以柄，给人制造话题；陈金桥则认为，对于中兴华为事件的应对，需要积极主动的防御，保留行使反制措施的权力和空间，而不是完全被动地防守，不过，“针对个案去进行报复，有些小家子气。”
此外，关于游戏规则的问题，亦是此次争议的焦点。
“美国没有直接说禁止，而是从所谓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进行干扰，以后，还可能找其他理由。”顾文军认为，报告初衷不一定是为了保护美国企业，但其中的游戏规则，却让美国企业获益其中。
陈金桥则认为，对于华为中兴而言，一方面，要针对此次报告的风险，及时去与自己的客户进行沟通；另一方面，在规则利用上，按照对方的要求，就需要对方明晰标准，厂商之间可以进行横向比较。
上述人士还提到了从整体和系统上看待此次事件的重要性，对此，顾文军认为，美国的做法，某种程度上也给中国以启示，划分一些核心、战略的产业，去做一些系统的评估，包括垄断、收费是否合理，安全隐患等方面，“哪怕外资企业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也还是应该去做这样的评估。”
陈金桥认为，政府应该系统地考虑对外经济贸易投资，如何更好地保护本国企业获得正常公正的待遇，如何建立对等的组织架构和机制，去评估外国投资、外国企业在华竞争安全等问题，“应该运用国际游戏规则，而不是自己的特殊的机制，去应对对方复杂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