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知识产权方面的专家和互联网的行业观察家、从业人士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达了大致相同的观点，传统的版权商业模式已经不适合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需求，已到了必须革新的关口，相关部门应综合考虑国家利益、行业利益以及用户利益，引导这场革新。
应首先明确“方向”
“没有BT叫我怎么活啊？”在互联网上，刚刚过去的一周，这句话已经成为流行语。
“以前的业余生活是从逛商场开始的，现在的业余生活是从逛BT网站开始的。”几位大学生BT用户对这种质量极高、成本极低的休闲方式目前所面临的灭顶之灾表示扼腕叹息。
学界人士则认为视频盗版是非禁不可的。著名知识产权专家李开发站在保护正版的立场上做了一个有趣的比喻，“这就像是一个农民种了十亩地，产粮时却发现被别人无偿收割了，如果允许小偷不劳而获，就说明整个社会的道德评价被颠覆了。”
视频网站人士也有说法。位列封杀范围的一家视频网站的工作人员认为，正是众多视频网站为影视歌产业带来更多的用户，“很多公司只愿关注我们盈利的一小部分，忽视我们直接或间接延续许多公司的命脉，人们把互联网固有的侵权模式视为洪水猛兽，这是误解。”
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各方的意见相左实属必然。因此，有法律界的人士认为，如果此次整肃行动不是运动式的，相关部门就应该定好基调，“到底是采取宽容态度和绥靖政策，还是任由其维持现状，或是通过某些手段引导其转型”，这是“方向性的问题”，应首先明确。
利益共同体缺乏纽带
行业观察家黄朔表示，“拥有版权的影音提供商在互联网上没有合理的盈利模式，一些版权所有商又缺乏网络平台和植入能力，拥有平台的视频网站却没有版权，目前的三方并不是利益共同体，而是各自为战，相互之间缺乏政策和行业的疏导和指导，缺乏网络资源的协调统一和互利共赢，缺少政策、行政层面和行业操作层面的全局观念和服务意识。”该人士表示，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扭转，任何形式的整治都不能产生良好的产业发展助推力。
“一方面我们需要保护知识产权，一方面我们又需要面对公共资源的合理分享，在忽视民众需求的情况下强调反盗版，从盗版走向正版，从整顿到指导，我们的政策以及执行应该考虑整个商业模式和行业现状。”黄朔认为，“着眼于表层的治理，只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胡天翼认为，应该“结合我国国情，借助法律、经济、技术等多方面的力量来改善现状”。据他介绍，美国学者已经提出“飞流”、“知识共享”等项目计划，希望在版权公司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一套机制，为大众提供价格合理的版权产品，同时更好地利用互联网。胡天翼还设想了一套模式，“如果作者需要出售自己的作品牟利，需要在某一权威的非营利机构进行登记，并交纳一定金额获得传统版权式的保护。这个金额可依照作者需要的保护强度的不同而不同。这样作者就会在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考量自己的成本和收益情况，寻找适合自己的保护力度。在获得合理收益的前提下，保证作品的传播。”
版权模式需要新体系
事实上，不仅仅是视频，互联网改变了文字、图书、音乐等很多产品的发行形态。版权问题从互联网发展之初就一直存在，而在目前全球向移动互联网演进的过程中，由于传播的范围更广、手段更多样，产生的商业利益更加庞大，传统模式下的版权体系正在土崩瓦解。
就在Google与中国著作人的纠纷闹得不可开交时，美国曼哈顿地方法院于11月19日初步批准了谷歌与美国出版商协会和美国作家协会提交的修订版数字图书和解协议，该协议将在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适用，而遭到了德国、法国、中国等多个国家出版人的抗议。德国书商和出版商协会主席GottfriedHonnefelder表示：“和解协议将加强英语在全球的统治地位，将使非英语国家被排除在市场之外。”而包括陈村在内的多位作家认为，协议提出的“支付给作家每本不低于60美元的现金”的最终结果非常荒谬。
欧盟的做法是建立“欧洲数字图书馆”平台。目前，高调的德国决定倾政府之力将全国的文化遗产数字化，德国文化部长纽曼强调“将文化资产数字化是政府的责任”，他还表示，“德国数字图书馆是欧洲对谷歌的回应，目的是保护国家的文化认同和保护著作权。”国内的图书馆和高校等单位也在建立数字图书馆，但是这种行动还没有上升到政府层面。胡天翼认为，Google的初衷并不是侵犯全球作家的著作权，这个计划包含了某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如果理顺授权关系，并非不能和Google合作，但从文化传播角度看，我国应该向欧盟学习。
专家表示，无论是图书还是视频，版权纠纷都反映了传统的版权法体系已不能适应目前的发展状况，而新体系的建立必须考虑国家、民族、文化、行业、用户等各方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