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汶川地震，让卫星通信再次显现出它的价值。几大运营商开赴灾区的应急通信手段基本都是“小卫星”和海事卫星通信，这也能看出，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卫通通信方式是不可替代的。汶川县与所属州政府间首次取得通信联系也是靠卫星电话，但那时距离地震发生时间已过去近11个小时。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用于应急的卫星通信系统在国内的部署还存在一些问题。
目前地方政府还严重依赖公众通信网络，这一问题在今年初的南方雪灾事件中就已经暴露出来。但是由于线路损坏、基站退服、大面积停电等因素，这些看似便捷经济的通信手段，在自然灾害面前充分显露出其脆弱的一面，最终还得靠卫星通信完成抗灾初期的通信支援，这在灾害发生初期时间就是生命的情形下，更加凸显了卫星通信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也许是受到了地面固定和移动通信繁荣发展的启示，如何以市场化来带动整个卫星通信产业的发展一直困扰着从业者们，寻找卫星通信的市场空间和商业模式成为市场化思维下的必然选择。更有甚者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国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把整个卫星事业养起来，卫星企业必须面向市场找饭吃。
但是实际情况是，在“和平时期”，受光纤通信和移动通信的夹击，以卫星通信为特色的运营商虽然左冲右突，但依然很难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盈利能力更是微薄得可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策和政府支持力度有限，卫星通信产业遭受市场挤压也就是一种必然。
据一位同事讲，他在和中国卫通沟通过程中了解到，在年初的雪灾中，卫通为灾区不仅无偿提供了卫星通信终端，而且每个终端还要充上2000元钱。中国卫通的公益性在类似情形下彰显无遗，这显然也与一些人口口声声的“市场化”相去甚远。另外，中国卫通方面曾希望把卫星通信终端部署到县级城市，每县部署两部终端，这样不仅能够解决自身的部分营收问题，也可以健全各地应急通信能力，但是最终受诸多因素阻碍没能实现。而从这次震灾中灾区与外界联系的艰难程度上看，这一设想实属必要。
事实上，卫星通信产业在管理和体制上的改革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较浓厚的政府色彩，因为从国家安全角度考量，在该领域不可能存在所谓完全独立的市场化。如果把卫星通信与其它民用通信手段放在一个平台上放任竞逐，结果只能是不断放大这种安全隐患。对卫星通信事业而言，单纯的市场化思维将贻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