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原因是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向IPv6的过渡必须全球基本同步才行，特别是拥有全球最大互联网网络分布和信源的国家――美国要带头过渡才行，而美国由于IPv4的地址最多，比中国多几十倍，并不急迫。而全球最大互联网用户的国家――中国地址最缺，应该最急迫，形成巨大的反差，两者的紧迫性感觉不同，步调难以统一，给过渡工作带来很大的风险。
十、向IPv6过渡需要政府主导
由于向IPv6的过渡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行为，不能靠企业本身能够解决，更不是靠运营商就可以的，除了涉及网络、业务、用户、终端外，还涉及政府、CP/SP、标准化组织等等，必须政府主导才有可能得到实质性突破，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我国不可能例外。为此建议：
－启动国家层面的全面战略部署，统一组织过渡安排和产业化推动工作，明确披露过渡的时间表；
－利用设备入网许可证管理、企业经营牌照审批及年检等行政管理手段推动目前产业链中实施过渡的薄弱环节(如终端/手机和网站)；
－积极利用财税杠杆和专项发展基金等经济手段鼓励企业尽早推出支持IPv6协议的产品和服务；
－加强政府部门的先导示范作用，首先在政府网站和政府采购中尽快支持IPv6;
－重新认识并真正把信息基础设施提升到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在投资或政策导向上出台具体措施。
总而言之，向下一代互联网的过渡已经成为摆在电信行业面前的最急迫大事之一，历史已经不容我们有继续淡漠、犹豫和争论的时间，必须尽快统一全行业认识，开始全行业行动，为我国互联网的可持续发展做出禁得起历史检验的决策。